乌台诗案是冤案吗？,乌台诗案的受害人是谁

乌台诗案始末（二）—苏轼有没有写过讽刺新法的诗

写过的。

如《山村五绝》

本组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的春天，其第二、第三、第四首，都以相当尖刻的反语讥讽“新法”，在“乌台诗案”中被指为罪状。

我们以“三” “四” 为例讲解：

老翁七十自腰镰[1]，

惭愧春山笋蕨甜[2]。

岂是闻《韶》解忘味[3]，

尔来三月食无盐[4]。

[1] 腰镰：腰间佩着镰刀。

[2] 惭愧句：谓春天一到，满山都长出了甜嫩的笋蕨，却无盐烹煮，愧对老天的馈赠。

[3] 闻《韶》、忘味：见《论语·述而》，孔子听了优美的《韶》乐后，沉浸在对音乐的体味中，三月不知肉味。

[4] 尔来：近来。以上二句是说，食而无味，哪里是听了《韶》乐而忘了滋味， 而是近三个月来都没有吃上盐了。此也是讽刺盐法为害。

杖藜裹饭去匆匆[1]，

过眼青钱转手空[2]。

赢得儿童语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3]。

[1] 杖藜：拄着藜杖。

[2] 青钱：铜钱，此指青苗钱。新法中的“青苗法”规定，每年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钱给农民，收获后加二分利归还。转手空：马上就用完了。农民到了城市，受到丰富的商品诱惑，把贷来的钱都用光了。

[3] 赢得二句：谓“青苗法”每年两次发放贷款，两次收缴利息和本钱，再加上缴税、缴免役钱等等，使农民们一年倒有大半的时间要往城里跑，生产被耽误，徒然让小孩子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语音好，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强半，大半。

“乌台诗案”是一场文字狱，但算不得“冤案”，像这首诗里，讥讽“新法”的意思十分明显，决不冤枉。揭发、弹劾、审讯苏轼的也并不一定是“小人”，他们认为苏轼对伟大的“圣政”和唯一正确的“新学”进行了猖狂的攻击，死有余辜。如果他们将“新法”、“新学”视为天经地义，则对苏轼理应义愤填膺。 苏轼是否“讥讽”，他的“讥讽”对不对，都不值得讨论，一个士人可否持有和发表与朝廷不同的见解，这才是“乌台诗案”的问题所在。

从熙宁二年开始“变法”起，“新法”的是非利弊一直是被公开讨论的，苏轼虽不是最早参与讨论的一批官员之一，但从那年五月议论科举改革起，他对自己的反对理由便表述得很充分而明白，他一直在“言时事”，一直在“说”。 到了此时，局面却变到“言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的地步。 这分明是权力压制言语，却说是言语得罪了权力，作为“言官”的御史本应站在言语这边的，但 元丰御史 别具风貌，他们另有一套权力语言。北宋朝廷的风气真是大大地变了，令爱好自由的人不免怀念仁宗朝的宽松气氛。

至于“此时”，是何时，请看下一集—— 安石罢相，神宗专权。

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乌台诗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乌台诗案”就是北宋年间一场罕见的文字狱，因为牵连到苏轼、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著名人物而被人熟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也就是一个御史将苏轼的《湖州谢上表》的几句牢骚话找了出来，认为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后又从他的诗词里找到了很多类似的语句，加以曲解，让当时的神宗皇上很是恼火，严加彻查，涉及到了黄庭坚、王诜、司马光等三十九人，之后就将这些人贬斥，苏轼到了黄州，为什么没有杀呢？因为太祖有规定：不杀文人！

这个案件的发生，说明了古代的人曲解人意的事情是很多的，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说，同时也说明，对于不同政见的人，还是要小心为妙的，毕竟，这个社会上，人心叵测啊！所以，正式因为苏轼的直爽才导致了很多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除掉他不可，这要是放在清代，这些人不死才怪！可见人心之恶毒！

好在当时处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没有杀文人的这个规定，才使得很多的文人就只是一个流放而已，但是，在当时流放在外也是很苦闷的，虽然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是，这个只是说说而已，越是这样说，越是想回到京城中。但是，苏轼最终还是没有如愿！

你觉得苏轼是不是很冤？若是你，你会怎么辩解？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乌台诗案”堪称是文字狱案，而著名诗人苏东坡也正是因为该案件被贬至黄州。总得概述来讲，就是在王安石变法之时，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并不支持，而苏轼在中间两边不讨好。最后被王安石派抓住了诗词中漏洞，肆意污蔑苏东坡是顶撞皇帝，这才被贬了官，该事件对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神宗在为之时，尽管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但是王安石变法一直在推行中。而朝堂中还有不少变法派，尤其起到关键性人物的则是御史中丞李定和舒亶，两人也是王安石一手提拔下来。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所以坚决反对变法。而苏轼之所以不支持彻底改革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接触过地方的事物，所以对于新法不太了解。这才一直支持保守派对于推行新法的活动一直抵制。

不仅如此，苏东坡向来性格正直，不愿意当个附和的伪君子。在1079年时，苏东坡刚调到湖州当之任，在《湖州谢上表》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支持变法的态度，惹得皇帝生气。而正是这首诗让变法派抓住了小尾巴，以李定为首的变法派开始弹劾苏轼，从诗中找漏洞。认为苏轼欺君，在诗中讽刺皇帝，这可是大不敬之罪！而审批之后，神宗立即将苏轼押解回京。

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该案件之所以被称为乌台案件，是因为当时的御史台内一直有几棵蓬勃生长大柏树，上面还有不少乌鸦筑巢速。也就是因为此次事件影响了苏轼的思想和性格，自此他也变得内敛起来。不过就小编来讲，在这个过程中苏东坡并不冤，任何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肯定存在不足，然而苏轼却抓住缺点自带节奏，希望通过口舌之快来改变民意，这种做法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不行的。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

乌台诗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极其著名的事件，它之所以如此出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此案件中涉及一个极其有名之人，那个人便是苏轼。苏轼被卷入乌台诗案完全是身不由己，乌台诗案整个案件持续时间较长，涉及官员也较多，对于苏轼的人生来说可谓是一个转折。那么乌台诗案对苏轼有哪些影响呢，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乌台诗案对苏轼的人生产生了哪些影响，乌台诗案前后他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苏轼

首先，从仕途方面来看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在乌台诗案前，苏轼的仕途才刚刚起步，对于政治生涯，苏轼是充满了憧憬和希望的，作为政治家，他十分忧国忧民，希望能够尽自己所有的力量贡献于国家，奉献于社稷，从他诗词中就能深刻的反应。但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仕途经历了转折点，注定了难在仕途上再有所大的建树，这时的苏轼将满心的为国家分忧转换到更为宽广人文情怀上。

其次，从文学作品来看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题材的转变。乌台诗案前因苏轼对于仕途是充满信心的，前期的题材着重点还是放在朝廷上、国家大事之上，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苏轼的题材有了明显的转变，百姓疾苦成为了新的主要题材。

第二、风格的转变。前期苏轼的风格以豪迈、气势磅礴著称，历经了乌台诗案，苏轼的风格有了一丝婉约的味道。

乌台诗案的结果

在中国古代，曾经有不少的冤案错案发生，比如窦娥冤之类。在文字层面，也同样存在着冤案和错案，北宋年间发生的乌台诗案便是一场典型的文字冤案，被告者苏轼是中国宋朝的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乌台诗案的结果是怎样的?乌台诗案的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从乌台诗案的结果，可以看出北宋朝廷整体氛围如何?

差点让苏东坡丢命的“乌台诗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乌台诗案”是指苏东坡写了对王安石和朝廷不敬的话而生成的一种案件。而”乌台”两个字就是指整理这一件案子的御史台是乌色的。在当时，因为苏轼对王安石的变革十分的不满，他认为王安石并没有真正的为百姓所考虑，于是他就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上了奏表，而正是这份奏表为他引来了灾祸，这也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其一，这个案子的生成其实跟宋神宗刚刚继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宋玄宗刚结尾他的政权不稳，他急需要一个例子来帮他掌握皇权。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不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才能，而是为了更方便自己在众人面前树立威信。正好苏轼的这一份奏表就上来了，于是便有了乌台诗案。

其二，在古代十分注重于言论，任何与皇帝有关的言论一旦发现，就绝不轻饶。更何况苏轼是在君王面前怼君王，还讽刺君王说自己得不到重用，是君王没有眼光。这样一翻语言下来，宋神宗怎么不火冒三丈，一气之下把他贬到了黄州。

其三，苏东坡的才气太过于逼人，这让同行的文官们忌惮他，想要办法除掉他。这不苏东坡送上了个机会，他上奏的奏表中有写对君王不敬的话。众所周知，宋神宗一向十分仁德，本不想把苏东坡贬至黄州，但是因为朝廷的文官们，劝说宋神宗，才将苏轼贬到了黄州。才有了乌台诗案的发生。可以说乌台诗案是他们一手促成的。

综上所述，乌台诗案的发生是由苏轼一手造成的。因为他太过于锋芒毕露，而导致文官们对他的敌意很深。于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拼命的给宋神宗进谗言，想让苏轼离开朝廷。而苏轼有太过于骄傲，竟把对君王不敬的言语写到奏表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乌台诗案的发生啊。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呢？

“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桩文字案。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盖因御史台官署内栽满了柏树，所以又称“柏台”。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也称“乌台”。

“诗案”，就是与诗有关的案件。

“乌台诗案”的最终爆发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早在苏轼通杭州时，沈括到浙江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窃将苏轼此期的诗歌抄录，还朝后奏说苏轼的诗歌存在反对“新法”的隐语，然而此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震怒。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被任命到湖州为官。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写道：“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由此几句可以看出苏轼生不逢时的困苦之感，也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使得“新法”人士对苏轼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上章弹劾苏轼，指责其诗文中的“讥讽文字”是“愚弄朝廷”，要求皇帝将其下狱。正是这种政治形势，迫使神宗在全面考虑后降旨将苏轼逮捕到御史台。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逮捕苏轼前来御史台。据《宋史》卷三百四十六《陈师锡传》：“轼得罪，捕旨台狱，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师锡独出饯之，又安辑其家。”透过这段话，我们看到了苏轼此时对世情冷暖的体会之深。而通过《苏东坡评传》中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

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这样一些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对人生的担忧。

八月十八日，苏轼终于到京并直接下狱，为期130天的文字狱爆发。八月二十日开始对苏轼进行审问。直至十月十五日，“乌台诗案”终于侦破完毕，在其数十篇作品中找出“谤讪”诗句60余处。另外, 还牵连出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二十九人。十一月二十八日，乌台诗案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