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乌台诗案,为何叫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押解至京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的监狱。何、舒等人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曲解附会，目的是欲陷彼于罪，置彼于死地。他们对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诗如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咏物诗，作者是想以此说明自己有桧树一样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则借此大做文章，指控这首诗有不臣之意。
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不少。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弥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乌台诗案的由来
苏东坡，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疾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他作为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文人，自然容易被有心人快速传到朝廷，祸从口出。
在神宗元丰二年（一〇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后的谢恩奏章上，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
在神宗元丰二年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
数日之后，舒亶，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
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这件案子交与了御史台。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
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
东坡听到自己被捕，有过恐惧，有过害怕，有过轻生的念头，也有做为家长的恬然。他也有担心，自己命不久矣，祸及家人；他也有害怕，自杀逃离，累及子由。他的这种真，感天动地，催人泪下。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
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 “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
这件案子，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差点让苏东坡命丧黄泉，身正不怕影子斜，但再好的人，也架不住一群小人陷害…
在他一个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其中一首说：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这首诗的前三行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侈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
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鸣蛙，比为鸣蝉，比为夜鸮，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沐猴而冠”，不是人而装人。
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
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染病而死。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听说苏东坡正因为写诗受到审问，这都是小人跟他作对。他们没办法在政绩上找毛病，就想在诗上定他的罪，这样控告他太没道理了。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枉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这些话，等于是遗言。也给了苏东坡至关重要的支持。
期间还发生一件事，皇帝其实没有杀掉苏轼的意思，他就派宫里一个太监去监狱里观察他，太监回报苏东坡睡的很沉，很安稳。皇帝就对大臣说：“我知道苏东坡是问心无愧的！”
而仁宗皇后的去世，是国丧，按法律和风俗，是要大赦的，这时不宜杀人。这种种天机和人为的帮助因素加起来，最终那些想弄死苏东坡的小人没能得逞，皇帝决定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苏东坡的三个朋友包括弟弟子由也都遭到贬职调任的处分。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他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叽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
而他真是死不悔改，释放当天又立刻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既有情寄，何惧身死，东坡豁达的笑，不可救药的抨击，正所谓无才无德不招嫉，才子佳人多事端。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愿我们忠于内心，多年以后归来仍是少年的心性模样，历经磨难犹如梅花清冽，心安就是快乐的源泉……
东坡先生是个热爱生活，不累名声，心胸旷达，豪气干云，至情至性，诙谐风趣，可爱可敬的凡人（亦是非凡之人）。我们今天怀念的正是这个真性情的天降之才。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乌台诗案”堪称是文字狱案，而著名诗人苏东坡也正是因为该案件被贬至黄州。总得概述来讲，就是在王安石变法之时，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并不支持，而苏轼在中间两边不讨好。最后被王安石派抓住了诗词中漏洞，肆意污蔑苏东坡是顶撞皇帝，这才被贬了官，该事件对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神宗在为之时，尽管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但是王安石变法一直在推行中。而朝堂中还有不少变法派，尤其起到关键性人物的则是御史中丞李定和舒亶，两人也是王安石一手提拔下来。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所以坚决反对变法。而苏轼之所以不支持彻底改革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接触过地方的事物，所以对于新法不太了解。这才一直支持保守派对于推行新法的活动一直抵制。
不仅如此，苏东坡向来性格正直，不愿意当个附和的伪君子。在1079年时，苏东坡刚调到湖州当之任，在《湖州谢上表》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支持变法的态度，惹得皇帝生气。而正是这首诗让变法派抓住了小尾巴，以李定为首的变法派开始弹劾苏轼，从诗中找漏洞。认为苏轼欺君，在诗中讽刺皇帝，这可是大不敬之罪！而审批之后，神宗立即将苏轼押解回京。
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该案件之所以被称为乌台案件，是因为当时的御史台内一直有几棵蓬勃生长大柏树，上面还有不少乌鸦筑巢速。也就是因为此次事件影响了苏轼的思想和性格，自此他也变得内敛起来。不过就小编来讲，在这个过程中苏东坡并不冤，任何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肯定存在不足，然而苏轼却抓住缺点自带节奏，希望通过口舌之快来改变民意，这种做法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