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相关人物,乌台诗案相关人物有哪些

麦兜 2023-10-17 07:57:01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是哪首诗？

乌台诗案：

本质：文字狱。诗作：苏轼《湖州谢上表》

时间：北宋元丰二年。

涉案人物：被告——苏轼。主控——御史何正臣，御史李定

审理地点：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涉案缘由：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有一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就被新党抓住了把柄，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和朝廷变法不满。

结果：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其弟其友，牵连被贬

提到文字狱，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明清，那时候对思想管控严密。而宋朝一直是重文轻武，怎么也会发生文字狱呢，还是发生在大文豪苏轼的身上。这就得从当时北宋的政治环境说起了。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 ~1077)任用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很有抱负得君主，为了改变当时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开始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王安石变法理念是好的，具体实行起来因为所用非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导致变法失败。

神宗不甘心变法就这样失败了，亲自上阵主持新一轮变法，史称“元丰改制”，这也是“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

变法肯定要触及到某些人得利益，于是出现了反对变法得”旧党“（司马光、欧阳修）。“旧党”和“新党”的辩论就从政见不同变成了人身攻击、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这样一来栽赃陷害、造谣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来了。

再说回“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苏轼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是性格直率在一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得罪了“新党”被赶出京城。后来由徐州调任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没想到就是因为这首诗，让自己成为了这场‘文字狱’的主角。说白了，苏轼就是新、旧党争的炮灰。

为啥苏轼能成为炮灰呢：原因有二

第一，苏轼头上的光环太亮，文坛领袖，他的诗文才华天下皆知。皇帝要变法，要控制舆论，必然会十分在意文人士子们的想法。而苏轼作为文坛领袖，他对变法稍有一点不满，都会被有心人无限放大。皇帝其实也知道苏轼无辜，所以没杀他，但是也不能重用他，得拿他来杀鸡儆猴呢，所以最后是把他贬往黄州，并且牵连了很多人，都贬了。

第二，我们的苏先生实在是太过耿直，太爱说实话了。他其实并不反对变法，但是看不惯变法所用非人。就忍不住提提意见，这样，新党一派就把苏轼看成旧党，找他麻烦。

后来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以后，司马光等旧党主政，完全废除了新法，苏轼又看不下去，耿直地又替新党说了几句公道话，旧党就认为苏轼是新党一派，又把他贬谪。

所以，我们的苏大学士可谓是一生多磨难啊，好在他心胸豁达，能苦中作乐。不然非抑郁了不可。

由此也能看出，苏轼是个正直公允，坦荡无私，不善趋炎附势的磊落君子，可惜这样高洁的品质很难在污秽的官场生存。纵使苏轼才高八斗，也只能寄情山水，无法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文风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文风大变，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属意老庄、曲情山水了。

乌台诗案相关人物,乌台诗案的结局

“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乌台诗案”就是北宋年间一场罕见的文字狱，因为牵连到苏轼、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著名人物而被人熟知。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以文立国、厚待士大夫的国策，所以北宋前期的政治氛围非常和谐的，官员批评君王，书生议论国政属于常态，“乌台诗案”中给苏轼定的罪名就有些牵强附会了。“乌台诗案”的爆发可以说是北宋政治氛围从和谐到激烈对抗这种变化的突出体现，目的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依靠手中的军权篡夺了后周柴氏的江山。一方面是为了抑制武将干政；另一方面是自己得位不正，需要拉拢士大夫阶层，因此赵匡胤定下了文人统治，厚待士大夫的国策。因为宋太祖赵匡打下的基础，整个北宋的政治氛围比较和谐，没有出现其他朝代皇帝动辄杀戮朝臣的情况，皇帝在讨厌一个大臣，大臣的批评皇帝也得听着，官员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自然敢说话、敢议论朝政。

而且这种开明的政治氛围也使得北宋官员之间的矛盾基本集中在公事，没什么私仇，政治斗争并不激烈，即使有大臣因为什么事情遭到处罚、贬谪，过段时间还有复起的可能。比如宋仁宗年间的名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都有过因为朝堂争论离开中枢的经历，大不了去地方任职等待复起罢了；以廉洁公正、不畏权贵著称的包拯当官的时候得罪了多少皇亲国戚，换一个朝代早死了。但是这种政治氛围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慢慢消失了。

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继位，他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启用久负盛名的王安石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凡是变法都会动荡朝局、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当时朝中的大多数大臣或出于公心，或为了私利纷纷反对变法，像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为“旧党”。

虽然变法遭到皇亲国戚、朝中大臣等一大批人的反对，但是宋神宗赵顼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不会轻易动摇，为了改变王安石在朝中孤立无援的局面，推动变法的进行，宋神宗打破北宋原有的政治生态和规则，以君权的力量将大批“旧党”清出朝堂，破格提拔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入朝当职，这就是“新党”。

“旧党”觉得“新党”年轻识浅、不堪大用，“新党”觉得“旧党”顽固不化、因循守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再加上有很多投机分子浑水摸鱼，慢慢的“旧党”和“新党”的辩论就从政见不同变成了人身攻击、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这样一来栽赃陷害、造谣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来了。

再说回“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苏轼属于年少得志之人，二十二岁第一次进京赶考就榜上有名，文章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许而名扬天下；入朝做官后，苏轼也是政绩斐然，“三年京察”为“百年第一”，按理来说苏轼应该是仕途顺畅、官运亨通的人，可惜直率的性格使得他命运坎坷。

苏轼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是反对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动变法，再加上“新党”中确实充斥了大量为升官发财才支持变法的奸佞小人，因此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得罪了“新党”被赶出京城。从1071年到1079年，苏轼受到打压一直在地方任职，但苏轼毫不气馁，一方面结合当地情况革新除弊，因法便民，用自己的方式试行变法；另一方面不断写文章、上书指出“新党”变法中出现的问题，王安石两次罢相也证明苏轼的言论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不甘心变法失败，亲自上阵主持新一轮变法，史称“元丰改制”，这也是“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

北宋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很多，为什么苏轼就摊上“乌台诗案”了呢？苏轼在当时虽然仕途不顺，但是他已经是文坛领袖，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读书人的热议和追捧，他对于变法以及“新党”部分官员的抨击让这些人如芒在背，这些人一直想找机会收拾苏轼。随着王安石的退隐，以及宋神宗为了推行新法而日趋强硬的手段，“新党”中的部分人趁机炮制出了“乌台诗案”。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给宋神宗写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谢上表》，在这篇公文中苏轼不改书生本色，用隐晦的手法又批评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先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挑《湖州谢上表》中的问题，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后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又从苏轼的《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等诗作中挑错，曲解附会说苏轼讥谤宋神宗；再之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先后上书数落苏轼的“罪行”，请求宋神宗严办苏轼，事情一下就闹大了，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的罪名被传唤进京。

苏轼在御史台受审，坦承了哪些诗作抨击了哪些变法措施，御史中丞李定上报宋神宗的时候就说“苏轼承认了全部罪名”，宋神宗大怒让严加审查看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员。御史台四处搜罗苏轼写给朋友的诗词一百多首，苏轼的朋友黄庭坚、王诜、司马光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新党”人士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上奏宋神宗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但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国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亲国戚、甚至于王安石等人为苏轼求情，最终宋神宗没有杀苏轼，将其贬谪到黄州。

“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更是北宋政坛的转折点。于苏轼来说，经过这次打击他有些心灰意冷，远离朝政，写的诗文也不再谈论时政、抨击官员，转而畅谈人生哲理。于北宋政坛来说，苏轼差点身死的经历激化了“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不论是哪一方掌权都不论缘由的排斥异己，恨不得将对方斩尽杀绝，新旧党争不断，使得朝纲不振、北宋国力每况愈下终至亡国。

乌台诗案的受害人都有谁？乌台诗案的简介

中华五千文明，自夏商时期到明清两朝，每一个朝代或多或少的都曾有过文字狱的相关记载。宋神宗元丰二年，北宋历史上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受害人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堪称是古代文字狱的典型案件。

乌台诗案后，作为乌台诗案最大的受害者――北宋文坛巨匠苏轼被贬黄州。其他牵涉乌台诗案的受害者中，当朝驸马王诜因事先泄密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被发配西北；苏辙上本求情而被降职，张方平被罚红铜30斤，司马光、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被各罚红铜20斤。纵观乌台诗案，受害人中大多都是朝廷命官，许多都是与苏轼交好的大臣。这么看来，在古代，不论是什么案件，都会对该案件的受害人所在的党派进行株连。

乌台诗案简介

公元1079年3月，苏轼调任湖州，稳定下来之后，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苏轼在文中叙说自己在过去的岗位上一无所成，没有特别的政绩，即使是调任湖州，还不忘感谢皇恩浩荡。一般来说，文章写到这儿就该结束，但是苏轼或许是觉得自己内心太憋屈了，就在文章末尾发了几句牢骚，“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

正是因为这几句牢骚话，再加上古人喜欢玩弄文字，常常在文字上捕风捉影，苏轼很悲催的就被御史台弹劾。当然，仅凭这些远远不够宋神宗对苏轼痛下杀手。御史台还四处搜集苏轼作品里面的一些文字，弹劾苏东坡“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此外，这些人还断章取义，从苏轼的诗词中断章取义，将这些罗列下来，势必要将苏轼定个死罪。

区区朝廷大臣，居然敢妄议国家之事，宋神宗当然很生气，但是他也是个爱惜人才之人，哪怕是御史台将苏轼的罪名都罗列在自己面前，他也不忍心对苏轼这位文坛才子痛下杀手，只是将苏轼逮捕入狱。

皇帝这边松了口，御史台也不敢再造次，但是他们却对苏轼严刑逼供，让苏轼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不堪折磨的苏轼，最终“承认”了御史台列出的罪状。也许是才子不该就此消逝，前宰相王安石、曹太后等人先后为苏轼求情。事实上，宋神宗也不忍太过责罚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趁着求情的机会，于是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下，苏轼的命算是保住了。只是，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却就此远离了朝廷中心。